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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大贼王！季炳雄是迭代作案，叶继欢是瀑布流，张子强是超级需求超级张扬！任达华，大陆的世纪贼王，演得贼好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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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之戏子啊，见过一女生专程去看他出席的新书发布会，这嗓音，优若啊，真是人如其名，玉刚。谁写个刘 姓的歌，周秦汉唐，大汉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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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理说完，在座的人们爆发出一阵野兽咆哮般的大笑。
“老张，你太有趣了！”老总满意地拍拍张经理肩膀，然后举起酒杯，“来，大家走一个！”
大家一边纷纷端起酒杯，一边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次比之前更为激烈，宛如排山倒海，势不可收。
“苏、苏总，要是您说自己是世界上第二有趣的人，那肯定没、没人敢称第一！”刚入职不久的秦龙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真的，您看您随便说句话，都把我们大家乐成这样！”
“是啊是啊，”张经理连声附和，“来，这杯，我们敬苏总！”
“敬苏总！”
一阵稀里哗啦的碰杯声。
老总满意地咂咂嘴，看一圈在座的人。酒局已经进行到尾声时分，除了秦龙和周全两个新职员外，每个人都讲了笑话。此刻，在老总目光的…

阅读原文：[url href=https://read.douban.com/reader/column/3848121/chapter/22818288/]没有笑话我们无法生活[/url]

《星火》：“国家社会主义”批判我们在前面曾提到，在反右运动后，林昭的出现所代表的意义。这里，我们将要讨论林昭和她的战友在大跃进、大饥荒年代的思考。也就是说，此时林昭已经不是孤单一人：通过各种渠道，1959年，林昭和兰州大学以张春元（1932-1970）为首的一批右派学生取得联系，并于1960年元月刻印了《星火》第一期，发出了自己独立的批判声音，却也因此付出血的代价：1960年9 月，《星火》成员和其支持者、相关者（包括一些农民）共 43 人全部被捕，后判刑25人，已经准备发刊的《星火》第二期也因此未见天日。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张春元以及支持他们的武山县委书记杜映华（1927-1970）同时殉难。在1981年《星火》集团“宣告无罪”以后，又经过近30年的努力，才找回了两期《星火》的原稿，并全文收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星火》幸存者谭蝉雪（1934-）所写的《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一书中。因为有了这份血铸的精神遗产，今天的我们也才有可能来讨论这这段历史。
我们首先注意到，《星火》的成员被发配到农村，进行强制改造，他们是在农村亲历大跃进、人民公社与大饥荒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批判思想。他们当时的实际地位比农民还要低，因此，也就直接承受农民的一切苦难，面对更加赤裸的农村真实，更有机会体察农民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农民面对的问题和命运，已经内化为他们自己的问题和命运。他们同时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因此也有可能更加理性地来思考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以及中国社会体制的根本问题。这就是他们思考的特殊价值所在。
更要注意的是，他们是戴着“右派”的帽子蒙冤受难，是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进行思考、批判与反抗，这需要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如他们其中一个成员在回忆录里所说：“如果说57〔钱注：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那么，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走向地狱，无怨无悔”，[5 0]“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选择了死亡，十分清楚它的严重性和后果”；[5 1]林昭在《星火》上也发表了两首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5 2]〈海鸥——不自由毋宁死〉[5 3]，《星火》的战士，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盗得真理之火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而献身的海鸥。我们前面已经讨论顾准对当代海燕命运的思考，林昭、张春元、杜映华们和顾准，以及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的张中晓（1930-1966/1967），才是六十年代，以至二十世纪中国的“筋骨和脊梁”（鲁迅语）。
《星火》的批判群体，是这样看待和规定自己的历史使命：
我们是百姓的代言人，要把他们的疾苦、他们所受的压迫、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状态揭露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仅仅这样还不够，作为一个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从理论上去挖掘这一切祸害的根源，去探讨解救祖国命运的途径和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一目标而奋斗。[5 4]
于是，他们这样命名自己：“农民的儿子”。[5 5]这样的命名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我们在前面讨论顾准的思考时，曾经谈到他最感痛苦的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和1959年的反右倾，中国的体制已经成功地割断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联系，于是农民失去了代言人，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这样的“割断”是既有效又无效、既断又不断的。毛泽东将1957年的右派发配到农村，也就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和农民命运相同的批判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当然，这不是偶然：顾准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归结为“国家与农民的冲突”；[5 6]几乎同时，《星火》也认定：“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矛盾最突出也是最惊人的是农业问题——其实质是农民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是一个判断中国掌权者是否“背叛人民”、“背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标志。[5 7]可以说，《星火》批判群体最为关注、不断追问的是农民的命运，这是他们对现行体制批判的中心、出发点和归宿——或许这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直到今天，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都是以对农民命运的关照，作为他们批判体制的基本出发点。
这里要特别提出，中共县委书记杜映华加入《星火》群体的特殊意义。杜映华出身农民家庭，是1949年前的中共地下党员、曾为县立师范的学生运动的领袖、土改工作队队长，他一直和农民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任职县委书记时所坚守的原则，就是“只要心里想着人民，想着农业和农民，你们做事就不会出格”。[5 8]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他始终保持低调，却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这反而激起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虑与思考，于是，他有了这样的反省和反思：“革命胜利了，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是饥饿！是死亡！〔……〕蒋介石不知屠杀了多少共产党人，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声音，例如鲁迅的声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现在一切不同声音都没有了，变成一个鬼话、假话世界！明明天天在大量饿死人，还要逼人天天喊形势大好，多么奇特古怪的现象呵！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我不知道世道为何变成这样，变得如此快？”[5 9]怀着类似杜映华这些困惑的共产党干部，当时并不在少数，而且各级都有。但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当党的既得利益、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几乎所有共产党各级干部，都选择维护前者。而杜映华却毅然决然地站起来维护农民利益，不惜和已经背离农民的党决裂。这样，他也就坚守了“农民的儿子”的基本立场，坚守了为劳动人民谋求幸福与解放的原初理想。而毛泽东的共产党，也毫不犹豫地将他，这位老百姓心目中、《星火》批判群体心目中的“真正的共产党人”，送上刑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

如果说《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是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理论总结，那么，同一时期的民间社会，也提出不同于毛泽东的理论总结。这里我想着重介绍二位民间思想者和一个民间群体的思考。

（一）顾准：“社会主义的史前期”批判

第一位是我们已多次提到的顾准。顾准当时已经被完全逐出体制，并在河南信阳地区的农村，亲自经历了大饥荒：这是对于大饥荒的零距离观察、体验与思考，尽管这些思考分散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里，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论述，但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他在日记中详尽记录了他所目睹的大饥荒惨像：

八组黄渤家中，老婆、父亲、哥哥、二个小孩，在一个半月中相继死亡。这个家庭也特别大，未死人前连黄渤本人共十五人，小孩七人。十五人中死五个，则死亡比例也不小了。[1]

现在问题已不在死不死人，而在死些什么人。黄渤说，父亲死了，死了没啥。孩子，死了也没啥。哥哥死了，是糟糕事。诚哉斯言。农村中死掉一些孩子与老人，达到了Malthusianism〔钱注：马尔萨斯主义〕的目的。若死强劳动力过多，则是大大的纰漏了。[2]

除民间大批肿一死而外，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3]

可以想见，这一件件就发生在他身边的血淋淋事实对顾准的冲击。但他作为经济学家，不能停留在事实的记录，而要进行理论的思考与体制的追问。

首先，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史前期”的概念。[4]在毛泽东的〈笔记〉里，将之称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今天则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其实是同一个概念。但顾准强调“史前期”，显然是为了突出它的野蛮性，有点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概念。

顾准认为“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有四个特点，这也就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所提出的四个判断、四个分析。

第一，史前期发展的是“糊口经济”，[5]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这一概念揭示了“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历史任务，就是要解决中国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其中心就是建立糊口经济——毛泽东“吃饭不要钱”的社会主义理想，其实就是以此为目标，只是表达方式更有诱惑力。

第二，如何实现糊口经济的目标？顾准认为，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推行的是一条“集中国力”的“战时经济”发展路线，[6]这其实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富国强兵”的路线。

顾准又对“战时经济”作了以下具体分析：

第一，实行“政治挂帅”，即“离开经济手段，而用政治手段来实现经济目的”。这实际上就是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用行政命令的政治手段，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组织在人民公社里，全面控制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并统一支配和调动生产资料、消费资料与劳动力，以集中力量，按照党的意志和国家计划发展经济。顾准强调：这样的“政治挂帅”其“全部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农村，城市不仅不能实行，相反，还要维持一个比较过得去的货币经济的外观”，[7]也就是说，还得保留商品经济和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这样，顾准就揭示了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即“命令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混合，前者主要在农村实行，后者主要在城市实行，但又相互渗透。

第二，“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8]也就是用阶级斗争和专政、准专政的方法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用“解决一部分人〔钱注：的吃饭问题〕，摧毁另一部分人〔钱注：的生命〕”的“阶级斗争来解决饥饿问题”。[9]

第三，推行“城市中心主义”的建设路线，“拼命地刮削农村来进行建设，而建设本身便是建设的目的”，这是一条以牺牲农民为代价的发展路线；顾准说，这是典型的“苛政猛于虎”，“对农民真是天大的灾难”。[1 0]他由此谈到了中国农民的“厄运”：“他们从糊口经济的立场出发，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做出了重大贡献，结果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回过头来”，剥夺他们、“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于过度的劳动”，以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1 1]——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高徵购”，其实就是用强迫手段来提高农业的商品率，以供应城市、发展城市工业。这里谈到中国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显示出土地革命时期农民的“救命恩人”，在执政后却要致农民于死地；这样触目惊心的转变，真是历史的悲剧。

在顾准看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以及他所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实质上是“国家与农民的冲突”，[1 2]用牺牲农民的办法来达到国家的目的；因此，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圈地”和“羊吃人”运动，[1 3]就像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一样，不仅事实上造成了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而这样的死亡本身就是目的：要藉此“消灭过剩人口”、提高农业商品率，也就是说，要以消灭农村过剩人口的方式，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顾准说，这是“用活人的生命消耗来对地球宣战”，以获取农业的高产；[1 4]这确实是“最堂皇〔钱注：打着『超英赶美』的民族主义旗帜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旗帜〕、又是最残酷〔钱注：以牺牲3，000万农民为代价〕、最迅速、最能见效的办法”。[1 5]顾准说，“人民公社已经建立”、“全部体制已经完成，下马是万万不能的”，只能“咬紧牙关，死一亿人也不要紧，干上去，这是1959年8月英明伟大的毛主席所下的雷霆万钧的决心。从外面来，从上而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歪风，不过刺激他下了这个决心的接触媒而已，事情是被决定于『内因』的”[1 6]——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观察：毛泽东坚信，他所完成的是历史赋予给他的使命，为此，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将之完成，包括牺牲人的生命。

第三，顾准又指出，这样的“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是以“保证少数人有正常与富裕生活条件”为前提的。[1 7]也就是说，在史前期社会主义时期里，是要求绝大多数人为“实现国家目标”（国家独立、统一、解决吃饭问题）而作出牺牲（毛泽东在〈笔记〉里一再讲“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就是为此）。因此，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农民，是不可能有“正常富裕的生活”，他们换得的是大量的非正常的饥饿与死亡，而享有“正常与富裕生活”的只是少数人——这就是我们一再讨论的社会主义特权阶层。也就是说，特权阶层的形成、两极分化的形成（既是特权与底层人民的分化，同时也是城乡的分化），正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其体制的必然产物。

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总有人想要打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平等时代”的神话和假象，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的确，毛泽东强调平等，甚至走到了绝对平均主义的极端，而毛泽东时代的特权阶层，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特权阶层，在质和量上都是不能相比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已经形成的特权阶层与两极分化，却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在毛泽东时代，民间连续不断的“反特权”斗争，绝不是无的放矢。

第四，顾准强调，在这样的史前期社会主义里，“道德败坏不能不成为普遍现象”。[1 8]正是阶级斗争和饥饿，使中国人“人相食，卖屄，说谎，拍马，害人自肥”。[1 9]毛泽东时代不断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矛盾高度政治化，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高度紧张与恶性化，其结果就是将人内在的嗜杀性诱发出来，在“不断革命”的口号下，制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无止境的相互残杀，即“人相食”，并累及无辜。在政治高压与诱惑之下，也必然出现“说谎，拍马，害人肥己”的现象，强迫父子之间、师生之间等划清界线，强制、鼓励相互检举、告密，更是逼迫人们越过道德底线，真正的道德危机于是形成。这当然不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是体制性的道德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道德危机，就是中国史前期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特征——确认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今天同样有人要打造“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纯洁时代”的神话与假象。

当顾准说这些话，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里面包含着他的自我反省。他在日记里反覆提到一个问题：“我是否变得卑鄙了？”[2 0]他所面临的，也是一个由饥饿而引发的道德危机。

顾准在农村中不仅看见周围农民的饥饿、死亡与人相食的现象，他自己也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前晚昨晚均早睡，未能入寐，为食物的欲念所苦。想如何找杨、张、谢三人[2 1]中的好对象得以早上喝一次米汤，想如何『搞』点红薯与胡梦卜吃。想回家时如何尽情大吃一个时期。烤白薯北京很难买到，窝窝头是美味。实在买不到啥吃时，打算到东安市场、阜外大街作巡游，有啥吃啥。再不然，到专备外宾吃的西餐馆去吃它几次”[2 2]——人整个脑子想的就是吃，是因为饥饿到了极点。所有的人，包括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求生都成了基本问题，甚至是唯一的问题，其他所有思想、理论问题都不能顾及了，只想着如何求生。顾准先是偷粮食；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却一边偷、一边自我谴责：“我怎么会沦落到去偷东西呢？”后来偷也不行了，唯有挤进生产队的统治阶层才能有东西吃，因为他们掌握了吃的权力。而挤进去的唯一方法，就是谄媚。顾准最恨那个生产队长，因为他是专制体制最忠实的奴才，但顾准现在却得千方百计地奉承他，不想理他也得要硬着头皮对他微笑。在日记里，顾准又陷入了深深的忏悔：我怎么能这样“卑躬屈节”？[2 3]我太可恶了！怎么能这样笑脸迎人？我只是“苟全性命而已”啊！[2 4]我有“二副面孔”，[2 5]我“精神分裂”了[2 6]——这样的忏悔，是具有震撼力的，因为它揭示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这个体制是如何“逼良为娼”，逼迫民族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人格分裂。

这就是顾准所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史前期”的四大特征。在我看来，这四大特征，在今天也依然保持了鲜活的批判力。

因此，我想从顾准的批判出发，引申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

首先，顾准所说的中国史前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直延续到毛泽东之后的。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共和国60年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思考与讨论。在我看来，后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由毛泽东奠定其基础（这是我们以后要讨论的），而且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毛泽东时代；因此，将其称为“后毛泽东时代”更为贴切，更能揭示历史的真实。也可以说，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1942-），这四代领导人所要完成的，就是史前期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其基本特征，用顾准的话来说，就是“以野蛮的方法”来建立“糊口经济”，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扩大一点，还要解决中国的独立、统一问题。所谓“野蛮的方法”，毛泽东时代是以政治的手段不断发动阶级斗争、大跃进，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毛泽东时代，则是以经济的手段，利用权贵资本主义的市场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一种原始积累和高速发展，如前所分析，都以资源大破坏，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大剥夺为代价；经济高速发展、特权问题严重、社会不平等、道德底线被突破、思想控制严密、文化屡遭破坏，则是其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特征，所仰仗的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下的“低人权优势”。这就是毛泽东时代“政治强大”与后毛泽东时代“经济强大”的秘密所在。

问题是，如何评价这样的历史过程、如何评价领导此历史过程的历史人物毛泽东？或许，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和显示了顾准（可能还包括我自己）的内在矛盾。

在顾准看来，这是一个历史必然的选择。他一再说：“历史决定这个时代不能不是Stalinism〔钱注：斯大林主义〕的”，[2 7]“推动历史前进的，本来是恶而不是善，毛泽东时代又何能免此？”[2 8]所以他十分痛苦，一再表示：“我不忍参加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然而中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走”。[2 9]他经常谈到所谓“跃进的愿望与人道主义”的矛盾。[3 0]这就是说，为了完成糊口经济的任务，解决中国人口的吃饭，国家的独立与统一这三大问题，为了实现“改变落后面貌”的民族欲望，必须采取野蛮的方式，但这同时又会带来人道主义的危机。顾准，也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比较受黑格尔、马克思的绝对主义影响，所以他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因此，他讲的“跃进的愿望和人道主义的矛盾”，其实就是“历史必然性和人道主义的矛盾”。面对这样的矛盾，顾准的应对方式，是拒绝参与这段“羊吃人”的历史，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历史的观察家”，并“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3 1]这样的选择，又给顾准带来新的痛苦：因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总是将参与历史运动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顾准在一篇日记里，曾万分感慨地谈到高尔基（Maksim Gorky，1868-1936，俄国）当年所说的“海燕”与“家雀”，从顾准到我们这一代，都志在作迎着时代暴风雨飞翔的“海燕”；但顾准和“顾准们”却要面对这样的现实：这个时代“要求的是驯顺的家雀”，但顾准仍然要发问：“如今的海燕又岂能对大批饿死的人充耳不闻？海燕又怎能是驯服的工具？”[3 2]

我们今天可能会对顾准的历史决定论与本质主义的历史观持有异议，但他的分析，却能够提供我们一个思路，去认识、评价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我以为，可以总结为两句话。

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处于西方世界包围下的东方大国，要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特殊重要性、而又空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几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了一个世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又历史地将毛泽东和他的后继者推上了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并赋予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这三大国家目标的历史使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与他的后继者，正是应此历史使命而产生的历史人物，应该说，他们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统一，基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经济高速发展的东方大国，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历史成就与贡献。

第二，但他们又是以极其野蛮，可以说是超乎人们想像、极其残酷的专制手段，来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的。为解决这三大国家问题，中国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导致几千万人生命的毁灭，而且导致自然资源大破坏、社会不平等、精神颓败三大问题，更形成生态、社会和精神三大危机，同时又遗留下一个极其严密、精致而又危机重重的一党专政体制，这种种都显示了顾准所说的“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的残酷性。[3 3]

我们可以不承认这是“历史必然性”，我们也可以设想，是否可以采取更加文明的方式来实现这三大目标，或者有别的领导人、别的机遇采取代价不致如此惨重的方式。事实上，包括顾准与1957年校园民主运动参加者在内的民间思想者，他们所提出的正是另一种可能性。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善良的设想，这些或许更有合理性的愿望，都只是未实现的历史可能性，而历史却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已经实现的历史的现实形态——当然，正视不等于认同，我们依然可以坚持自己对历史结果的批判立场，但我们又必须从这样的历史现实出发，以作出自己对历史的评价。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顾准有一个概括，我觉得很有启发性：毛泽东用“最堂皇、最残酷，也最迅速、最能见效的方法”，实现了他自己的目标，也实现了历史交给他的使命，“若说这也将记入史册成为丰功伟绩，那确实与Peter the Great〔钱注：彼得大帝〕与曹操一样。他是聪敏人，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3 4]顾准将毛泽东与彼得大帝、曹操类比，而我更愿意把毛泽东类比为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毛泽东也自称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确实是用残酷的手段实现历史使命与自己目标的“千古一帝”。顾准说毛泽东类似曹操，大概是要强调毛泽东是“一代枭雄”，这抓住了毛泽东的特点：毛泽东本人竭力为曹操辩护，[3 5]六十年代还由郭沫若带头，掀起“为曹操翻案风”，这些都不是偶然。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出现毛泽东这样的“千古一帝”、“一代枭雄”，并由他来完成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既具有历史的嘲讽意味，又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太阳照常升起，孔维，周韵，陈冲，姜文。姜文的摄影是如诗如画的，张艺谋的就是画画了。忽然发现看形式有点么意思了，睡着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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