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跟基因对抗

莫言那小子，莫言在小说里经常以自嘲地口吻这么称呼自己，所以我也学会了这么称呼他。莫言那小子曾经说过，你喜欢某个作家那是因为你和他（她）本来就是同质的人。当莫言第一次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时，“读了一页便激动的站起来，像只野兽一样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他说，我知道小说应该怎么写了。

打开高伟的随笔集新著《每一次破碎都是盛开》，读了几篇，我便在心中对自己说，瞧，我知道她要说什么了，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跟基因对抗。

在书中高伟借用王小波的话说：“自从创世之初，世上就有两种人存在，一种是我们这种人，还有一种不是我们这种人。”在我看来，所谓“我们这种人”就是跟基因对抗的人，用王小波的话说，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熵减的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就如同中了负彩一样，所以他们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不是我们的这种人”在生活里倒挺多，占绝大多数，他们凭着本能生活，“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了还要谈谈爱情”。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样一套规则，励志，成功，出人头地。是啊，他们试图让我们相信，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规行矩步，了无生趣。

但是王小波发现，人类的存在、文明的发展其实是一个熵减的过程。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高伟说，正是因为有了极少数“我们这种人”，这个世界上才是值得活的，在生活中遇到一个，来到世上就算没有白活一趟。

一本科学杂志做过一个调查，发现所有人的自我评价都远远高出周围的人对他的评价，如果所有认识他的人对他评价平均得分是50分的话，他的自我评价一定是90分。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种“趋好”的基因，因为很明显，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非常负面，他可能根本就活不下去，早就抑郁了。

同样，每个人都喜欢听表扬的话拒绝听批评的话。高伟发现一些人可以完全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假装”在乎一下，这是何等强大的自信啊！强大到可以对抗基因，强大到需要装傻的地步，故作惊讶，故意示弱，以便削弱自己外在的自信力。

我的伯父小时候住在农村，家里很穷，逢年过节有时候到邻居家借粮。他发现邻居家的粮仓从来都是满的，即使今天借了粮明天再去借，粮仓依然是满的。邻居家的粮仓具有一种神奇的功能，当然也是禁地。不过伯父那时候是小孩，没有人注意他，所以他能够有机会一窥究竟。原来那秘密竟是老鼠！邻居家的粮仓里养着一窝老鼠，而老鼠天生具有一种贮粮的本能，当发现粮仓不满的时候，老鼠就会偷偷去把别人家的粮食偷来补齐（这些可怜的物种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邻居家的粮仓始终是满的。

人类是由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这是个多么悲凉的事实！由于“饥饿”的基因在起作用，我们需要象老鼠一样贮存，贮存粮食，贮存余钱，贮存房屋，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41套房产！20辈子也住不完，一个人坐拥几辈子花不完的财富还在不断地追求物质的累加。

更要命的是，我们是群居动物，人是片刻也离不开社会的。我们的基因害怕孤独，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得有个伴儿，没有了伴我们就活不下去。塞林格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必须得有一个女人。

也许只有伟大的灵魂才能面对孤独，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世界，高贵如老虎者，每个孤独的灵魂都有自己的精神领地。英国心理学家爱理斯说，不懂得孤独，便是不热爱自由。我曾写过一篇小文《享受孤独》，后来发现享受孤独是何等得艰难，只好退而求其次，享受片刻的孤独吧。

人性是兼具动物性和神性的。动物性是由我们的基因决定的，人类身上那一点点神性都是理性的产物，是由哲学的思考或者宗教的训练而来，是跟基因对抗的结果。周辅成先生曾说，一部分天才去搞文学，通过文学抵达哲学，比如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等，另一部分天才直接就去搞哲学了，像康德、黑格尔等。事实上任何科学艺术到了顶端都是哲学了。美国把一切学科的博士都称为哲学博士，因为到了博士这个层次，就已经不是学科，而是哲学了。

高伟就是那个一辈子侍弄哲学的人。人类取得的那一点点神性是何其艰难，就如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艰难，但是就是这一点点神性，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就有存在下去的意义。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跟基因对抗，以便获得那一点点神性，当然这句话是说给那些愿意思考的人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