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中国革命是不是一次“偶然”的胜利

青仙按：中共革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在苏俄指导下的阶级革命。中共自成立起即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机制，伴随至今。大革命时期，无军事武装力量，以国共合作的北伐形式附属发展，在陈独秀右倾妥协主义政策及其革命性质等因素影响下，受到汪蒋清党。此后，毛主席在俄国大城市武装爆动革命经验失败的形势下，走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确立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原则，但因政策，形势等力量对比，及王明，博古等苏共代表照搬苏俄军事指挥策略的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导致在向外发展中受到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围剿而被迫长征转移  。

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并成功在陕北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及贺龙，方志敏等地区革命根据地，重新发展了红一，四，三，五，十五等军团。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蒋委员长错误的派遣不抵抗卖国军阀东北军张学良剿匪，张以保全东北军，重新占地盘的军阀利益暗里伙同西北军，红军妄图依靠苏联，霸占西北而范上做乱逮捕国家领袖发东西安事变。在抗日救国的主要矛盾下，以及力量对比悬殊的形势下，中共接受国民党改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再度合作依附国民党抗日而发动群众，至抗战胜利而大举发，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失败，中共进一步实行土地革命，依靠群众，打败了国民党。毛主席即开始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

中国革命道路的三次转折：目的与手段

主持人：毛主席语录里面讲过一句有关革命的语录非常有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这条语录在六十年代曾经影响了不少左派和革命者，照这段语录所显示的意思，革命的手段是“暴动”，目的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但在您的《“中间地带”的革命》这本书中，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手段要远为复杂。

杨奎松：我想，作为革命来讲，这个革命其实是一个大范围的革命，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还是共产党的革命，都可以称之为是革命，对于国民党的革命和对于中共的革命来讲它有很不同的意义，包括内涵也不一样，我这里讲的主要是中共自身的革命。

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讲，核心的问题就是阶级革命，怎么样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阶级革命的目标，阶级革命的目标也很简单，就是要推翻所谓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解放劳动阶级，作为共产党人最基本的目标。

在《共产党宣言》里第一句话就讲的非常清楚“要消灭私有制”，只不过“消灭私有制”要经过很多阶段，所以革命在共产党的理念里可能会分为不同阶段的革命，比如有社会革命，或者叫社会主义革命；也有所谓民主革命，所谓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来决定的。如果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情况下应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通常情况下首先应该进行民主革命。

而对中国革命来讲，就是因为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苏联人的角度，他们认为中国是很落后的一个国家，中国不具备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是从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所以中国要先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阶级的分化，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是这么一个逻辑。

主持人：您在这本书里面区分了中共革命的三个阶段：大革命期间；苏维埃政权期间；再一个就是到抗日到解放期间。在这三个期间实际上革命的手段都不一样，比如有一段时间是听共产国际的，或者是听前苏联的，进行城市工人的暴动；而有一段又是组织农民起来进行起义，您能不能讲一下这三个阶段革命手段和目的各有什么不同？

杨奎松：革命本身作为目标来讲，我刚才讲了，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推翻所谓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没有问题。无论在哪个阶段，这个目标都是一样的，手段就有很大的区别了，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运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根据当时力量对比的需要。

在早期，也就是我们讲的在所谓大革命时期（1924——1927），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革命不是由中共来推动的，其实是由国民党在推动，中共主要是跟国民党合作，或者说他们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推动国民党去向着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迈进，这个革命整个的形式是一个军事革命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国民党的军队进行北伐，中共在北伐的过程当中动员工人、农民在地区上进行社会革命，是这么一种方式，革命主要的力量，或者主要的形式是军事革命。

到1927年以后，也就是国共关系破裂以后，这个时候整个革命形势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其实是共产党本身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波折，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过程。

首先，现在（中国）共产党是自己第一次单独革命，刚才我们讲了，1927年以前的革命是靠国民党，靠国民党的军队，在1927年以后，中共要自己来革命了。

中共要自己进行革命的话，就必须要找到一种方法，它不能靠军队，因为中共没有军队，它要自己创造、组织一些新的军队，这个军队的力量是非常小的，大家知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等，所有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中共最初保留下来一些起义失败的军队，都是一些比较小规模的力量，所以那时候只能上山，到农村去，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国民党找不到的地方去。

但相反，中共革命当时想要学习的其实主要是（前）苏联。（前）苏联的“十月革命”以及整个欧洲的革命形式是通过城市中心暴动的方式，用城市中心暴动的这种形式来夺取政权，把中心城市夺取了，其他各个地方的城市也都纷纷起而效仿，然后再从城市波及到农村，这样夺取全国的政权，他们是这样一个一哄而起的革命。这个革命要求必须要大规模的动员下层民众，比如在俄国就在城市里做工人、士兵的工作。

对于中共来讲，按照俄国革命的这种方式搞城市暴动，就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比如在俄国，虽然它当时也很落后，但是第一，俄国是处在战争的形势下，整个俄国陷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而且仗打得非常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整个俄国的民怨沸腾，上层的沙皇、政府他们要把战争进行下去，但是下层的民众不愿意再打了，这就直接导致了民众很强烈的抵触、反抗情绪，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沙皇政府的倒台，也就是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

这个“二月革命”不是布尔什维克，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二月革命”新建立的政府还是希望能够继续进行战争，它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在“协约国”的阵营里，和德国、奥匈帝国进行作战。但其实民众本身就是厌烦战争的，他们推翻了沙皇政府，结果没想到，战争还在继续。

俄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就是因为临时政府没有满足民众要求停战、要求和平的愿望，所以当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趁机组织暴动，这个暴动一哄而起，成功了，在整个俄国基本上很快就把城市政权夺取下来，由于这样一个情况，俄国人就认为这是一个经验，在任何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应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夺取政权。

但是这样一个方法运用到中国来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真正成熟起来的，有工业的城市不多。比较大的城市里头，有工人的，有比较大规模的工厂和大量工人的这种城市更不多，少数的几个城市本身产业工人的数量又非常有限，而中国城市里的工人本身，无论广州的、天津的、上海的，这些城市里的工人又是分化的，他们因为省籍的问题，因为各种各样的行会、帮会的问题，他们又是分化的。

共产党想利用城市里的工人暴动，就没有办法掌握到工人的大多数，只能掌握到很少一部分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学习俄国革命的方法进行城市暴动，每次暴动都失败，所以死了很多人，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发现实在进行不下去了，这样才最终承认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式。最初的时候毛泽东“秋收起义”失败，把部队拉到井冈山去，他还被处分了，被中共中央开会给予了处分，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也就是说中共中央认为他的这个政策，他整个的做法是错误的。

但是他在井冈山上建立了一块根据地，跟毛泽东同时在其他地方起义的队伍最终也都在农村落了脚，这种情况最终使得莫斯科，包括中共中央最终承认，农村武装割据的这条道路也可能走得通。

在中国共产党内从1927年一直到1930年的好几年时间里都在争论，共产国际内部也在争论，中共中央自己也在争论，就是究竟哪条道路是对的？当时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有一个思想，就是认为绝对不能走所谓李自成、张献忠那种农民起义的模式，拉着队伍在农村里东跑西跑，到处去打打杀杀，绝对不能搞这种东西，他们认为那是“流寇式”的暴动、起义。

所以等到1930年的时候，斯大林发话，认为其实这种方法是可以实行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应该把它的主要力量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去，这个情况才发生了改变，毛得到了承认，整个农村工农红军的形式得到了承认，所以以后就变成了中共中央也从城市撤到了苏区，整个革命的重心全部转到农村去了。

从苏维埃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么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