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一直强调的四阶段说，要有实战经验的人才可具备良好的领导力，而非围城外的臭老九所乱喊也。
见到雪珥，我说他长得像古龙，他嘿嘿一笑说，“我比古龙要帅。”这倒是事实。古龙有强烈的小说代入感，主要代入的是小说中的“酒鬼”，相由心生么，于是一脸的酒精味，无力、沧桑和邋遢。
雪珥在作品中也有强烈的历史人物代入感，但他力求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择机平衡，酒不及乱。要照相了，还要摸出一把梳子，理一理本来就挺整齐的头发。
非理性，无以观史，非感性，无以活史。他关于晚清的历史著作中，充满着严谨的活度，理性，但可读。
雪珥是谁呢？做过媒体人、商人和学者，在著作中，这三者的影子都有。他说，如果“学者”用的是词语的本意，那我是一名学者，学习着的人。
坐车经过天安门前，谈话让天安门城楼仅被匆匆一瞥，但这座城楼以及背后的整座紫禁城，对于他的意义是无限的—他用笔解释的，都是身在紫禁城或接近紫禁城的人和事。
又逢甲午，雪珥的生活和心绪，在2014年都很特别。
实干派和扯淡派
4月24日晚上，雪珥要做一场关于乾隆时代的讲座，和主办方几个人一同吃晚饭。
席间，一位企业家得知雪珥重点研究的是晚清，遂发感叹：晚清啊？那是中国最腐朽、屈辱的一段历史。
我看到雪珥没有再接话。他原本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不接话意味着一种礼节，克制的礼节。
果不其然，讲完课，回到宾馆，剩下我们俩的时候，我提起这个细节。他的“少年狂”一下子冒出来。
“什么屈辱！有时候我们是很扬眉吐气的。1911年，辛亥革命都要爆发了，清政府还曾派出军舰，横跨万里，到墨西哥护侨。把炮口对准岸上，墨西哥马上服软！”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要轻易地去对我们的祖先下结论。”温和的雪珥变得激越起来。这句话是他治史的最根本的原则。
于是你会看到，在他那一大堆“很好看”的晚清历史著作之中，人物的形象相对于刻板的教科书，总是颠覆性的。
比如，恭亲王不像文字描述的那般无能而无奈。雪珥通过广泛查阅外国文献，雕琢出一个彬彬有礼、雍容得体而且精明强干的恭亲王，只是他甘于做“老二”，维护大局，才显得施展空间局促。
比如，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颐和园，其实是康梁的政治抹黑，事实远非如此。“梁启超后来也说过，当年的文字服务于政治之需，不可作为信史看待。”
比如，庆亲王奕劻是一个巨贪首富，尽人皆知，但他处理国务，游刃有余，“贪墨”仅是为了展示有能力无野心。
他认为大清帝国从来不曾“闭关锁国”，他认为“戊戌变法”盲目而操切。
“其实谈不上颠覆，这是还原。”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对《南风窗》记者说，历史，过去被看得太简单了，雪珥在认真地还原。
雪珥说，许多人看到历史，总是抱持一种“两蛋一星”的简单切割法。国家不强的时代，那些历史人物，不是笨蛋就是坏蛋，人们总是盼望来一个救星，往往盼来的却是一个灾星。
比如康梁变法，且不论他们本身是否意图通过破坏性的行动攫取政治资源，就结果而言，纸上变革和口头变法，不但没有起到对改革积极的推动作用，反而让真正的改革实干派从此被边缘化，离开了权力中心。
雪珥把洋务运动称为“改革开放”，并褒奖其中的实干派。清末的清流与康梁，则被他归入“扯淡派”。今天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在他眼里也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是实干还是扯淡。
事非经过不知难
雪珥承认自己以前“扯过淡”。
大学毕业后进了团浙江省委，他有意低调，谋求仕进，常常是“把早餐吃了，地板拖遍”，却还是“无人会，登临意”。
于是他自学经济学，开始下乡做调查。1993年到1995年，正是制造业大跃进的时候，他走遍了浙江的每一个县。
他以为自己已经谙熟企业运营，1995年开始在报社写财经评论。他和吴晓波，是中国第一批财经专栏作者，雪珥两年多时间里写出来的作品足有50万字。
那时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从技术角度进行经济分析，虽然也保持着根子上的理性，但一样难以跳出导师式的自负。
他的角度总是很新颖，比如当时社会都在诟病民营企业的家族化经营，他却撰文力撑，认为这是合理的管理方式。“因为当时招用职业经理人的信用成本和风险都太高，一个不小心企业就会被篡夺，招个女婿来当总经理，没什么不对。”重点在于“亲亲贤贤”，让亲人变贤人，让贤人变亲人。
这种“异质思维”使得他的评论在民营企业圈子里很受欢迎，小有名望。民企在与国企的竞争中总有许多先天劣势，他运用自己的政府资源，还能帮企业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但随着对生意场真正深入的了解，雪珥开始感觉到，写文章并不是那么快意的事情，它需要更加谨慎。
他有一个朋友是制药行业的，其企业能力被一家国际大药企看中，高价采购产品，而且是先打款后生产。为此，国内市场一片跟风，价格一下子从120万元/吨降至33万元/吨。后来雪珥明白了其中奥妙，人家跨国公司不过是用价格暗示来迅速拉低采购成本而已，高价采购只是一种烟雾弹般的策略。
“哇靠，市场太精彩了，学问太深了。这种事情，在当时你不深入接触企业，怎么能知道？”
不在其道，你就会认为，企业家们真笨，不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么？然而在财富的狂潮面前，“有这么简单吗？换了你你试试”。
1997年，雪珥和朋友合伙下海做生意，在上海，谈土地、招人才、进设备、进原料，亲力亲为，雪珥终于真正尝到了做企业家的苦涩。
谈土地，从早谈到晚，口干舌燥，练就一身谈判功夫；要进原料，账上没钱了，还要千方百计忽悠人家先把货发过来维系生产；以前在团委有政府资源，是别人求着他，现在轮到他求人，一顿饭可能要跑5个场子—求过人，才知道有多难。
有朋友是大企业家，来到他家说，小子，这回知道办企业不容易了吧？没办法了吧？那就睡觉去。
就这样，一下子，他的笔下快意完全消失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啊，这才知道，写文章太荒谬了，以前自己太扯淡了。一支笔，可以让一个人自大到什么程度！”雪珥说，只有当你承受过了压力，才知道评判别人的时候不能那么轻率，不能说：笨蛋，这都不会。其实人家早就想到了，只是没那个条件。
雪珥清醒了，那个笔下恣肆的雪珥不见了，他封笔了。
后来，看别人写晚清，雪珥看到了曾经的自己—确切地说，学识还不如自己甚至毫无学识的人，都在抡着大斧随意地切削历史。
“技术派”风格
无论是谈及晚清，还是讲述当下，雪珥用的主语都是“我们”。但我没有忘记，雪珥是个“外国人”。
“移民澳洲15年，你的家国情怀有没有变化？”
雪珥说丝毫没有，第一代移民，只是一个符号变更，中国心没有变。
人们谈及清朝，都是用“清朝”、“满清”、“大清帝国”，很少用“中国”。这大概是因为国人有一种“三国情结”，读三国，读到最后，风云暗淡，难忍卒读，然后自觉地进行一种“他与我”的主格上的切割。
而雪珥坚持用“中国”。他对晚清的研究，保持着“技术派”风格，行走各国，遍阅文献，苛求细节。于是你会看到，在他的著作中，有时连历史人物当时的神情描写都很自信。对历史人物事无巨细的了解，让他对这些人动了感情，了解他的难和苦，也了解他的积极和努力。
所以，他不认为晚清的历史值得我们自卑，相反，一个个以孑然之躯，经受流言四起，万般周全，维系着国家前行的人们，让他肃然起敬。
自卑就会让整个民族陷入对某段历史的虚无主义，事实上，这也恰恰是时人“言必称美国”的一个历史预设。雪珥走遍欧美，遍览文献，他说，你的英文能力能读美国著作吗？如果仅仅是翻几本翻译的书，凭啥认为那就是美国？
国人重史，但雪珥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部党史”，里面充斥着胜利者的道德判断。胜利者藉此巩固权力，万没想到的是，最终权力的崩溃，也是源于自己接力塑造的道德正统观。
作为“技术派”的雪珥，对道德评判保持着“恶而远之”的距离。“如果谁发言的时候总是占据着道德制高点，那我首先怀疑此人的道德问题。”
比如评判政府的施政能力，评判腐败问题，雪珥认为也应当远离道德说辞。“道德控怎么去证明自己在道德上比别人更高明？换了你，你如何保证你就会是一个例外？”
道德，一直是历代著述的中心之一，但道德在实际的历史运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就此，雪珥开始回忆他的儿时。
雪珥原名蒋文胜，浙江温州人。后来为什么笔名变成雪珥？这其中没有任何故事。有人解释，珥是剑柄上部用于护手的突起，于是猜测，“雪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清高的自保？雪珥说，又扯淡了，2008年出版第一本著作，当时还在商界，不想抛头露面，就按照前妻的英文名的音译，胡诌了一个笔名而已。
虽是温州人，成长在金华，在温州人眼里他是金华人，在金华人看来他又是温州人。他的童年在动荡中度过，为了躲避武斗，在金华市内就搬了9次家。
彼此之间毫无仇怨的人，为了虚拟的价值区分，端起枪就打架。邻居一个叔叔，曾经胁下中弹，倒地装死才幸存下来。“都是同事、朋友，动辄斗争，你死我活。”那时候雪珥只有模糊的记忆，但直到今天，某些场景还会突然出现于脑际，就像梦一样。
童年的经历，影响深远。
一方面，他不怕波动，“家”这个字眼没有地域依赖性，处处可为家。现在他一半时间在澳洲，一半时间在国内。统计显示，从3月23日到4月25日，34天时间，他飞了21次，31502公里，在云上的时间有49.5小时；平均每天飞926.5公里、有1.46小时在云端。这样的忙碌还在继续，他不以为苦。
另一方面，他看待政治，从不用崇高和卑鄙的两分法。“没有魔鬼和天使，而是差别不大的人之间进行的博弈。天使和魔鬼的特性，都深深埋藏在每个人的血液里，道德判断太不靠谱。”
分析政治，他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人性，基本点是利益和权衡。里面包含着的，是一种博弈论的理性。而我们的民族，往往缺乏这种必要的理性。
他移民，是不是因为他不爱国，或者对国家失望？他说没那么复杂，他老家所在的镇，八成的人都居住在海外，自己移民只是希望孩子成长于一个充满理性的社会氛围。
1999年成功移民，当年，第一个孩子出生。
“维护体制”
在澳洲做了几年房地产，雪珥更加谙熟经济与政治内部的理性逻辑。他看通了，同时厌烦了，恰好此时他也实现了财务上的自由，不愿意再参与场面上的迎来送往。待在家里，也觉无聊，于是重新抄起笔来，开始了对晚清的研究和写作，异国的视角，别开一番生面。
他现在是一个“个体户学者”，自由洒脱，阅历丰富，写作、讲课也都不受经济利益的过度牵绊。这种状况，更容易让他成长为一个温和的人。
而一个曾经的商人，和一个曾经的媒体人，这是目前这个学者很实用的背景。
商人的眼光，让他很清楚自己的对象是谁，他那些关于晚清的著述，很明确的，是讲给执政者听。他认为当前的改革，面临的形势和晚清改革很像，“几乎有穿越感”，许多问题讲清楚了就可“资治通鉴”。
有意思的是，他一个外国人，一个传统史观的颠覆者，在官方却很受欢迎，常常被拉去给高级干部们讲课，国家领导人还向干部们推荐过他的书。
对体制有看法的人，认为雪珥的研究事实上是在维护体制。因为主流史家大多认同康梁以及激进的革命者，而雪珥则相反，他解剖康梁与革命者背后的暗处，挑亮烛照温和改革派—主要是恭亲王、醇亲王等满清贵族领导下的改革者—人性与行动光明一面的孤灯。
接下来的逻辑推论必然是，雪珥是反对“流血革命”的。不错，在当下，他认为1949年结束的，最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流血革命”。
他说，中国人太不重视自己身上的狼性，在野之时，总把自己经历的苦难变成道德制高点，但是，权力可以让一切道德控露出它的本来面目。
改革，其实比革命要难。中国是什么土壤，就会长什么树，改良土壤需要很长的时间，好的执政者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陨石，而是地上长出来的树。旧式革命对改良土壤本身并无帮助，往往是“赶走饱狼上来饿狼”。
所以雪珥对当前政府面对的改革难题，一样承继着“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根本态度，提醒“扯淡派”们少说一点风凉话：“别以为天下就你最懂，你以为当政者都不懂，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们只是没有时间说。”
媒体人的思维，让他对著作有更多的传播性设计。那就是，写出来要好看，要有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愿意看。
所以读他的书，会发现其中显现着很多“噱头”，比如他把庆亲王奕劻称作“创业股黑马”，他用“庄后有庄”、“追涨杀跌”、“深度套牢”、“政治牛市”等股市语言来分析晚清政局，他甚至用经济学统计方法，绘制出恭、惇、醇、庆四大王爷半世纪的“行情走势”。
讲课亦然，24日晚上的讲座，主题为“乾隆模式”，雪珥声情并茂地展示一种参谋角色。为讲座提供场地的博融文化产业集团总裁朱德付说，雪珥“应该去给乾隆爷做顾问”。
史学，的确是一门需要深潜的学问，但许多人深潜之后浮不上来，憋死在故纸堆中。雪珥不然，他认为史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他看来，历史学就像EMBA课程的案例解剖，所有案例都是为当下而做的，而不是钻进故纸堆里展示你的考据功夫。
“这种事我不干，谁爱干谁干去。”
凌晨1点多钟，雪珥越说越激动，话语里终于难掩粗俗，性情温厚的那个他，已经没入了北京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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